“活”下来就会有精彩

在中国农村,有近144万名乡村医生。他们的前身是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赤脚医生”。

他们在大山深处,打通了农村医疗卫生健康的最后一公里;他们奔赴在抗疫一线,挨家挨户宣传防疫知识……扎根基层的他们也面临着晋升渠道窄、收入待遇不高、工作繁重等一系列现实难题。有关数据显示,我国的基层医生人数呈下降趋势,近1/4的村医超过60岁,35岁以下的村医仅占9%,许多村卫生室存在“招人难,难招人”的情况。

近日,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了云南、湖北6位乡村医生,看看他们为何选择回到基层,又是如何在乡村“活”下来,活出人生的精彩,赢得老百姓的认可。

95后村医钟丽萍,是云南省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酒井乡近两千人的岩因村唯一的年轻村医。

“姨妈忙不过来,村子需要我。”钟丽萍的姨妈张惠仙是一名扎根乡村几十年的村医。2017年,因为村寨里的卫生室医生人手不够,钟丽萍决定参加培训,成为一名像姨妈一样的村医。

山路曲折,为了更快地到达病人身边,钟丽萍学会了骑摩托,成了山里的一名“机车女孩”。遇到难走的路段,她只能推着摩托前行,“有一次出诊,我走了6公里多的山路。”

岩因村在中国的西南角,村里的很多年轻人都已经走出了大山,只有老人留守在农村。并且,老人多为拉祜族、哈尼族和傣族,不懂汉语,精通少数民族语言的钟丽萍成了他们的“救星”。钟丽萍会耐心地为老人检查,告诉他们应该如何保持健康。在这些留守老人的心中,钟丽萍就像他们的子女一样关心他们。

1993年大专毕业的余自光,回到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茨开镇丹珠村成为一名村医。

贡山县地处怒江大峡谷的边缘。和钟丽萍一样,余自光的出诊路也异常崎岖,行医时上吊桥、过激流、穿悬崖、走夜路已是常态。

村医收入普遍偏低。早年间,余自光的工资只有36元。而当时一把电筒要3.5元,两块电池要1.5元,为了节省手电筒换电池的钱,深夜出诊和回家的路上,他就自己做火把来照明。久而久之,村民们就称他为“火把医生”。火把,不仅是余自光出诊路上的光,也是病人心里的光。

在“医圣”李时珍的故乡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有一名独手看病的村医,名叫张威。为便秘后几经灌肠无效的老人掏过粪便,为抢救过敏的病人一天一夜没合眼,为孤寡老人垫付医药费……他用一只手撑起高德畈村2000余名村民的健康。

12岁时的一场事故让张威失去右手,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他感受到了医术的神奇,由此在心中埋下了成为医生的种子。

2005年,张威从湖北省中医学院毕业后先是在县医院实习,其间,他发现许多村子没有医生,老百姓无处看病。所以他决定放弃留在县医院的机会,回到漕河镇高德畈村做一名乡村医生。

“要做就做到最好,要么就不做。”失去一只手的张威在行医中会有很多的不便,打针、配药、电脑录入公卫数据都只能用左手,但张威对自己的工作要求并没有因此而下降。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时,张威连续在村卫生室吃住长达70多天,挨家挨户测量体温,高效管理流动人口,最终保障了高德畈村的零感染。

李小锦18年的青春岁月都奉献给了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红土地镇松毛棚村的乡亲们。她是乡亲们眼中可爱倔犟的驼背医生,也是乡亲们随叫随到的“120”。她说,“能在老百姓最需要的时候出现,是我的职责。”

李小锦出生3天时得了破伤风,持续抽搐23天,导致脊椎错位。随着年龄增长,她的背越来越驼。她也曾遭受到来自周围人的歧视和嘲笑,但生性坚强的她从未被身体的病痛打倒,也从未服输过。她坚持读书、学习,还自学考取了执业医师证。

起初李小锦在外村经营一家私人诊所,收入也很不错。后来得知自己家乡的村子没有村医,就关闭了诊所回来做了村医。

为了能及时得知村民的需求,她的手机全天候24小时向村民开放,她还自费购买了一辆小型轿车,只要村民生病,无论白天黑夜,她都会赶到病人家中诊治。

因为个子矮小,李小锦只能在车座位上放很厚的垫子才能够得着方向盘。有一次出诊,车子在半路出了问题,她为了不让车倒滑,坚持踩了半小时的刹车,才终于被一位路过的牧羊人出手相救。

入户看病时,也有许多困难障碍。在一次慢病随访中,一位村民说自己的母亲已经卧床3个月,却一直拒绝李小锦提出的针灸疗法,甚至说“自己死掉算了”。

“您给我一次机会,明天没有效果,我就放弃。”李小锦凭着多年经验对其进行针灸和艾灸。如今这位老人不仅能自己下床,还经常和村里其他老人谈天说地。每次看到李小锦,她都主动过来握住李小锦的手连声感谢。

余自光是丹珠村唯一一名村医。有时住在山上的村民步行很远的山路来到村卫生室就诊时,余自光刚好外出出诊。

“有的病人疼痛难忍,但等我出诊回来常常都是深夜了,看完病再走山路回家很危险。病人等也不是,不等也不是。”余自光坦言,“村子没有女医生,妇科等工作也不好开展,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就鼓励我的妻子学习、培训,也成为一名村医。”

“看着被病痛折磨的病人束手无策,心里很不是滋味。”余自光妻子钟顺花表示,正是在丈夫的影响下,她才有勇气从农民变成乡村医生,“现在工作中我俩分工明确,我负责妇幼保健,他经验丰富负责全科。生活很满意,很幸福。”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红岩镇吉祥村是全镇唯一一个在半山腰的村子。因交通不便,此前很多村医来了又走,只有蔡素芬在这里坚持了30多年,她一个人要肩负3000名村民的健康。

2018年,90后彝族姑娘麦桂娟在母亲蔡素芬的鼓励下,从红岩镇中心卫生院回到吉祥村,也成了一名村医,和母亲共同守护村子里老百姓的健康。

对于乡村医生队伍的变化,蔡素芬有着深刻的感受。她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以前村医的收入多取决于接诊量,还经常遇到村民赊账看病,村医只能自己出钱垫上,“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新农合政策出台后,不仅村民看病花钱少,我们的收入和退养政策也越来越好,国家给我们购买了养老保险,我女儿这样的年轻人还可以通过考证转为特岗医生获得国家编制。”

“刚结婚那几年不能接受她这么忙,还萌发过离婚的想法,有一次都去了民政局,但后来想想还是舍不得。她有她的梦想,我应该支持。”钱亚萍的丈夫李娇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家里有我,放心吧”。

正是因为钱亚萍走过一段让乡亲们从不信任到信任的心路历程,最终感动家人跟着她一起为乡亲们付出。

“袁奶奶,得坚持吃药控制血压。”今年春节前,钱亚萍和往常一样来到袁学仙家给她监测血压,唠家常。

她说,自从在2014年的一次入村健康宣讲活动上和袁学仙认识后,她就是这里的常客了,“我们把奶奶身体照顾好了,在外务工的家属才能安心工作。”

“妈妈特别喜欢小钱医生,一个月前就惦记着她来,还亲手给她做了新鞋垫。”袁学仙的女儿张会仙向记者展示一本由田字格剪裁而成的简易病历卡,上面清晰记录了病情信息及用药指南,“这是小钱医生特意给妈妈做的,有她在家照顾妈妈,我们很放心的。”

1988年出生的钱亚萍是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弥渡县红岩镇中心卫生院为数不多拥有本科学历的青年医生。2013年,她考入乡镇卫生院,成为基层青年医生队伍中的一员。

9年间,她做过药房调剂员、住院部医师,也下到过各村入户随访、做健康宣讲;她曾在烈日下的田间地头为村民做体检筛查,也曾在深夜奔赴卫生院抢救患者;她感受过患者因不信任自己而当众撕毁诊单的挫败,也体会过作为红岩镇新冠确诊病例首诊医师被隔离时村民纷纷打电话关心自己的温暖与感动。

最初出诊时,钱亚萍的诊室里一个病患也没有,她只能看书打发时间。偶尔来了一个病患,还没出诊室就不屑地把她开的诊断单撕掉。一次,她为一位高血压患者开了处方单,但患者第二天又来卫生院,希望另一位年长的医生为他诊疗。

为了加深和病人的接触,钱亚萍常常去老医生的诊室学习,主动和病人聊病情,几个月后她诊室的病人明显多了起来。为了让健康宣讲更接地气,在解释心血管系统疾病时,把血管比喻成村民熟悉的水管,水渍比喻成血管壁的血液沉淀物。她还四处打探哪个村子办客宴,一旦打听到消息后就背着血压计、宣传页往村民聚集的地方去做健康宣讲。

她说,以前下村做健康体检,背着沉重的台式血压计、血常规仪、心电图机等,还遇到过山路塌方。

9年来,钱亚萍深切地感受与见证了红岩镇医疗事业发展。“比如B超机变成彩色的,还增设了生化检查仪器,卫生院也全面使用信息化软件系统,药品种类也从100多种增加到600多种。”

新的仪器设备要求新的技能人才和知识储备。这些年,钱亚萍坚持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背诵医疗知识、7点半到达卫生院、晚上10点进行线年,她获得云南省昆明医科大学本科学历,并通过了国家医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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